希腊 - 在距离莱斯博斯岛首府几公里远的小镇卡托特利托斯，瓦尔达在一间集装箱房中为遗体清洗仪式做准备。房子的外面是一处安静的墓地。

瓦尔达是巴勒斯坦贝都因人，来自以色列赫拉特。今年35岁的她是一名社工，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名遗体清洗师。她在2015年9月来到这座岛上，那时正值难民涌入的高峰。

躺在她面前的是哈丽亚·阿卜迪和她年幼的两个孩子——扎娜夫和瓦莱特。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人，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，为了求生而逃离。但他们的生命结束在了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那片爱琴海里。如今，他们躺在了瓦尔达的木制清洗台上。

哈丽亚·阿卜迪的遗物中有一本《古兰经》和一些欧元。[Fahrinisa Oswald/Al Jazeera]

瓦尔达是不得已学会清洗遗体的。

每天，有数以千计深受创伤的难民到达这座岛屿；瓦尔达来到这里，为他们进行心理治疗。她会特别关注那些无人陪伴的儿童，以及在途中失去亲属的人们。在踏上这座岛屿之前，她从未清洗过一具遗体。

一艘载有叙利亚、阿富汗和伊拉克避难者的橡皮艇于2015年10月抵达莱斯博斯。据估计，自2016年1月以来，有9.5万名寻求避难者抵达希腊，低于2015年的60万人。[Fahrinisa Oswald / Al Jazeera]

集装箱房间里有两张木制桌台，其中一张装有用于流水的板条。一根长长的软管挂在水龙头上，墙边立着一具沉重的白色“匣子”。桌角旁的小塑料袋里叠着用来覆盖遗体的白布，瓦尔达一会儿就要拿出那块布，盖在哈丽亚的身上。她将在布料的覆盖之下洗涤哈丽亚的身躯，全程保护她的隐私。哈丽亚的姐姐——三个月前逃到希腊的沙迪亚·阿卜迪将会帮助她。

随着难民危机从秋季延续到冬季，踏上赴欧旅途的女性难民人数急剧上升。死去的女性人数也随之升高。

瓦尔达说自己从未对这份工作产生过动摇，虽然她必须想办法应对这份工作带来的心理影响。

“大部分时间，我都会让自己放空，过后我也不会记得其中的太多细节。我会在脑海中想着他们的家人，想着他们经过这次旅途到达了终点。他们在途中失去了各种人和事物，亦或是失去自己了生命——但他们仍然需要尊严。” —— 瓦尔达

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社工，瓦尔达知晓如何处理创伤——他人的，还有自己的。“事实上，我想我是在通过有益的放空来保护自己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知道我会一直一直这么做下去，去尽我所能给他们尊重和尊严。”她说。

她也知道，一个人是有自己的极限的。“有时候，我会感觉自己没有做过这些事，没有出现在这里，身处这个情境之中的人并不是我。”

瓦尔达的一位朋友在拜访过志愿援助机构后，问她是否有认识愿意去做两周的志愿者的社工。当时正值以色列在放犹太教假期，得空的瓦尔达就来到了莱斯博斯。

在这两个星期间，瓦尔达说：“我明白自己有责任这么做，为了这些家庭来到这里，让他们安心，让他们看到，有人会依照伊斯兰教法给他们尊严和尊重。”

两个星期过去了，瓦尔达回到家乡，但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——只够她准备回到莱斯博斯的行程。“我没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了，所以我离开了。”她解释道。这场离开意味着她要退出一项颇具声望的奖学金项目——在教育领导学校（Education Leadership School）就读的机会。那是以色列的阿拉伯女性所能获得的仅有的两个项目之一。

刚回到岛上，她就又担起了社工和遗体清洗者的角色。

她哑着嗓子，说起了那些受过她清洗的女性：“她们本不该在这里的，不该在这张桌台上、这片墓地中。她们本该好好活着，活在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土地、自己的家里，活在她们的爱人和亲人身边。这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了。”

“他们太不幸了，在异国独自死去，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地方。” —— 瓦尔达

卡托特利托斯（Kato Tritos) 墓地清洁遗体的地方。[Fahrinisa Oswald / Al Jazeera]

死者看护人

爱琴海东北部的莱斯博斯岛一度以老式渔村和粗犷之美闻名。现在的它有了另一个身份：自2015年1月以来，它就成了难民危机的中心。

虽然被米蒂利尼海峡隔开，但土耳其与莱斯博斯之间最近的距离只有六海里，这让莱斯博斯成为了从叙利亚、伊拉克、阿富汗和其他地方逃至欧洲的人们所偏爱的入口。

对于准备在7月13日跨海的13名乘客而言，这六海里意味着生死之别。那天早晨，六名生还者和四具遗体被从海中捞起，三人失踪。

自2015年10月以来，这座岛上唯一的验尸官塞奥佐罗斯·努西亚斯就接手了超200位溺亡的难民。而7月13日早晨又多了四具躯体——一名男子、一名女性，还有她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“一些人从战争中活了下来，却溺亡在海里。看到死去的儿童、婴儿时，你会五味杂陈。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。” —— 塞奥佐罗斯

六名幸存者中的三人在莱斯博斯的 Kara Tepe 难民营的树荫下祈祷。刚获救，他们就被带到了 Moria 难民营进行注册，然后被送到医院接受检查。摄于2016年7月。[Fahrinisa Oswald/Al Jazeera]

对每一具出现在他桌台的躯体，塞奥佐罗斯都会进行完整的验尸，然后交给自告奋勇清洗遗体的穆斯塔法·达瓦。穆斯塔法可以清洗男性的遗体，但必须找到一名女性来清洗女性遗体。

根据伊斯兰教法，所有穆斯林的遗体都必须得到从右至左、从头到脚的清洁，在进行祈祷礼并用白布包裹后方可下葬。这一切也必需由穆斯林来完成。

穆斯塔法是一名三十岁的埃及人，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来了希腊。他来到莱斯博斯学习，现在是一名翻译。他也在这里清洗遗体，照看墓地。

但是穆斯塔法不能清洗女性，以及年龄大于七岁的女童的遗体。那必须由女性来做。

瓦尔达在几天后来到了岛上，在 Pikpa 难民营见到了穆斯塔法。与其他较大的难民营不同，这里住着的多是女性、儿童和单身父母。瓦尔达在这里为儿童开设群体心理治疗课程。两天后，在一位溺亡者的葬礼上，穆斯塔法问瓦尔达，她是否可以帮忙清洗、包裹女性和女孩的尸身。

瓦尔达毫不犹豫地同意了，虽然现在的她也承认，自己当时并没有好好考虑这件事。“当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时，你的身体会做出反应。”

瓦尔达并不知晓如何用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方式清洗遗体。实际上，她甚至都没有见过这个仪式。

但情况在几分钟内就改变了，穆斯塔法让她帮忙去包裹一名女性亡者的身体。

“碰到身体的那一刻很可怕。躯体冰冷而僵硬，就好像碰到了死亡本身。我当场就崩溃了，在墓园不停地哭，再回到家中哭，这样过了两天。”—— 瓦尔达

在距离米蒂利尼中心仅几公里远的卡托特利托斯，一个新地块被划作墓地，安葬那些在横跨海洋时遇难的人们。 [Fahrinisa Oswald/Al Jazeera]

近一百万难民来到了欧洲的海岸——主要是在希腊和意大利。自2015年1月以来，有近四千人命丧海中。随着夏末秋至，人们都想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启程。抵达莱斯博斯的人数急剧增加，验尸和葬礼也随之变多。

莱斯博斯的市长斯皮罗斯·加利诺斯在2015年11月宣布，这座岛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安葬死者了，圣潘塔里翁——米蒂利尼唯一的墓地已经满了。但死者还在不断被冲上岸。

在清洗和葬礼的一天后，沙迪亚·阿卜迪去到当地警察局和港口警署，向警察报告她妹妹、侄子和侄女的个人特征。“我感觉，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相信这些事情。我清洗了我的妹妹，我埋葬了他们，但我觉得这只是一场梦，他们好像还活着。可能我需要时间去明白，我再也不会收到妹妹的来电和讯息了。” 阿卜迪在米蒂利尼警察局里时说。

埋体房也要不够用了。随着遗体越积越多，小岛买了一个冷柜来安置这些躯体。

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，瓦尔达和穆斯塔法就如何处理尸体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程序。“起先，那些被安葬在圣潘塔里翁的人们没有根据伊斯兰传统进行埋葬。”瓦尔达说，那时他们只是用白布包裹，而没有进行清洗仪式。

卡托特利托斯镇上有一片临着带刺铁丝网和橄榄树的空地。2015年11月，莱斯博斯市政局将其规划作了新的墓地，瓦尔达也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清洗遗体。伴着些许鸟语和驴声，瓦尔达清洗并安葬了数十名女性。一堆一堆的发黄的草丛装点了墓园，最新的遇难者哈丽亚、扎娜夫和瓦莱特就将被安葬在这里。埋葬在卡托特利托斯的人数达到了90。

最后的安息之地

当男性们在清除杂草和挖墓的时候，瓦尔达正在清洗哈丽亚的身体。

7月13日一早，哈丽亚和她的丈夫法乌兹乘上了一条开往莱斯博斯的小塑胶艇。两人的背上都有一个小包，还有一个孩子。可如今，哈丽亚和两个孩子都已躺在了瓦尔达的台子上，而法乌兹的遗体仍旧不知所踪。

对于沙迪亚来说，自己的妹妹毫无生机地躺在桌上的情景有如噩梦成真。

那天晚些时候，瓦尔达回忆道：“我知道那对她来说很是艰难，她不断地阖上眼。我在清洗女性的时候会遮盖住她们的隐私部位。但这一次，我把面部也覆上了，因为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很难过。”

瓦尔达和沙迪亚清洗完遗体时，哈丽亚的另外两个姐妹，还有她们兄弟的孩子正坐在橄榄树的树荫下。那对姐妹不怎么说话，每每开口都是低声并伴着抽噎。

两对金耳环被取下，递给了哈丽亚·阿卜迪的姐姐沙迪亚·阿卜迪。一对属于哈丽亚·阿卜迪，另一对属于她女儿。 [Fahrinisa Oswald/Al Jazeera]

瓦尔达静静地打开了通往清洗间的门，看着穆斯塔法，示意自己已经结束。她关上身后的门，走进墓群中，念着每一块路过的碑铭。她停顿了一小会儿，为所有亲手清洗并协助埋葬的亡魂进行祷告。偶尔，她还会拔去一些杂草。

这片土堆上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与圣潘塔里翁墓园里的大致相同——都有病人和穷人的守护圣者——只是这里的多了太多的“无名氏”。这些都是身份未明的难民；他们或是独自上路，或是与家人在海上失散，亦或是遗体损毁或腐烂严重至无法分辨。

他们墓碑上刻下的是被冲上海岸的日期、指示性别的记号和三位数的DNA号码。埋在这里的90具遗体中，只有28具被辨明了身份。

那三具遗体被从清洗室抬到坟墓边时，男人们开始诵读《古兰经》。随着遗体沉入地面，他们的音量越来越高。

哈丽亚和女儿扎娜夫将并排下葬，一岁半的瓦莱特将被埋在她们旁边。如果法乌兹的遗体被找到，他将和儿子瓦莱特一同安葬。

对瓦尔达而言，这场葬礼标志着她遗体清洗师的生涯告一段落。去往以色列的航班今晚就要起飞，但她知道自己还会回来。

“这改变了我的人生，真的。现在，我觉得自己的重任就是留在那里，为了那些极需这场仪式的人们——那些挣扎着不知是否还能继续相信生活的人。这份重任让我得以继续做下去。”—— 瓦尔达

后记：一场海难

7月13日，随着太阳在安静的莱斯博斯岛升起。拉米·阿勒克得曼停止了游动，看着臂弯里三岁的小女孩，发现她已经死去了。船只在五个小时前就失事了，但此前的天色太暗，他无法确定女孩是否活下来了。

扎娜夫·阿卜迪和她的父母法乌兹与哈里亚、襁褓中的弟弟一起上路，同行的还有其他九名乘客。午夜刚过，他们就在土耳其艾瓦勒克至巴德米利间的一段海岸乘上了塑胶艇，启程前往莱斯沃斯岛的首府米蒂利尼——他们也不确定确切的出发地。蛇头告诉他们，航程只有二十分钟，不用穿救生衣；蛇头自己也没有穿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，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，希腊仍是远处若隐若现的亮光。随着船只进入希腊水域，大风翻卷起了海浪。乘客们愈发不安，开始质疑船只驾驶员；他则保证称没什么需要担心的。拉米转向周围，记下了两个孩子的位置。随后，一片海浪拍在了船只侧面，半艘船泡进了水里。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又一阵波涛将船只砸翻在海中，船上13人全部落水。

28岁的拉米展示自己胳膊上的痕迹，他两臂夹着救生衣和三岁的扎娜夫游了七个小时。 [Fahrinisa Oswald/Al Jazeera]

海难两天之后，拉米和我坐在橄榄树荫下的长椅上。我们正在米蒂利尼的 Kara Tepe 难民营里，六名幸存者都在这里。他坐在那儿，双手攥紧大腿，缓缓地前后摇晃着，回忆着那个夜晚。

“我们所有人都被淹在船底，但因为有些人会游泳，我们从侧面浮了出来，”他解释道。拉米听见哈丽亚在尖叫，开始找寻方才坐在他对面的两个孩子。

“每个人都在惊呼，甚至连那位至今还未被找到的驾驶员也用土耳其语惊叫，说孩子们还在船底下。”—— 拉米

拉米潜回水下，在黑暗里找寻着。“我试着抓住他们其中一个，护在身边。那时，有一个像是塑料袋的东西撞上了我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用另一只手把它捞了过来。”那是一件救生衣。拉米没在船上见到过救生衣，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。“我右臂夹着救生衣，左臂夹着这个小女孩。我的两只手臂上至今还留着疤痕，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展示出那些痕迹。

一手救生衣、一手小女孩的拉米很快就被海浪冲走了。

八小时后，抱着扎娜夫失去生命的躯体，拉米在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欧盟边防局的联合搜救行动中被救起。不久，哈丽亚和瓦莱特的遗体也被打捞了上来。

母亲、儿子和女儿的最后一程始于验尸台，而后是瓦尔达的遗体清洗台，最后抵达卡托特利托斯的墓地。这一切距离米蒂利尼的海岸——那个他们早上还在期盼着能够平安登陆的地方——只有短短几公里。

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：半岛电视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