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巴勒斯坦之前，我从没想过会有机会到夜店消费。

贝塔·艾尼萨，是个令巴勒斯坦人羞于启齿的名字。如果你向当地人打听：你去过贝塔·艾尼萨吗？他们的反应往往是一个字——囧。大多数人会说:我怎么会去那儿？你想去？哈哈！

贝塔·艾尼萨是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一家夜店。那里不仅提供别处禁止提供的酒精饮料，还有穿着大胆的年轻女孩和午夜开始的激情舞蹈，这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巴勒斯坦实属罕见。

两年前我常驻那里的时候，贝塔·艾尼萨是当地仅存的一家夜店。在它之前，另一处夜店被认为离经叛道，遭人纵火烧毁。

而这一家的存在也不易。

为了一探究竟，一天夜里，我和年轻的巴勒斯坦女同事来到这里。这家夜店位于拉姆安拉的富人区——马斯庸区。虽说是富人区，但只是比别处干净些，房屋新一些罢了。夜店位于山坡上一个安静的小院内，小院的正门朝马路，但并不开，要想进去必须走后门。后门有几个彪形大汉保安把守，防止酒吧遭受骚扰和攻击。

但后门也不是人人都能进的，因为这几个保安还有个任务是筛查顾客，他们会一边给你引路，一边仔细打量你，判断你的身份。把想进来游荡一下、看个热闹的小混混挡在门外。

这样做，一是为了安保，二是防止女孩遭到骚扰。这里可以说是拉姆安拉的一个“高级”会所，平时是酒吧，每周四晚上有舞会。进来的人都是“一定层次”的人。而夜店的老板据说还颇有来头。

我们在院外马路边停车时，路过的一个行人愤愤地说：“就堕落吧，政府故意让年轻人都沉迷于酒精和享受，这样就不会上街闹事了，犹太人也称心了。”

进到这个100平方米不到的小酒吧，里边灯光昏黄，摆放着寥寥几把桌椅，大多数人都站着喝酒、聊天。我和同事各买了一杯Margarita,15谢克尔(约合21元人民币)混在人群中。人群里，有外国人，有从以色列境内来的阿拉伯人,有拉姆安拉的小资们，甚至还有巴勒斯坦官员。

“那是财政部的发言人。”女同事指着一虎背熊腰的中年人告诉我。

“他也来了！”同事吃惊地叫出来。那是巴勒斯坦一位著名的反以色列领导人，每次大规模的游行活动都是他组织和冲锋陷阵在前。这人要了一杯酒，转身消失在人群中。

午夜一到，在传统的阿拉伯音乐中，男男女女们开始跳舞，女孩的衣着与平时比非常大胆，有人吊带，有人穿紧身短裙，有点暧昧，但不失保守。跳舞时，男女并不会接触对方身体，有男孩斗胆快速搂一下女孩的腰，都被轻轻推开。

坐在吧台，这个场景恍然让我忘记了还身在巴勒斯坦，仿佛置身于北京的三里屯？抑或某部美剧中的乡村酒吧？吧台上方，有个高高挂起来的纸板，上面用艺术体的阿拉伯语写着：拉姆安拉真成首都了吗？这句话道出了我在这里的恍惚：这里还是一个被占领和封锁下的城市吗？

但事实是，离这个酒吧一公里外，就是以色列的检查站。那里，即使是深夜，也有以色列士兵对进出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检查。

但是，对于正在疯狂享受和放松的年轻人来说，提起这个可能有些煞风景。“谁说我们就不能享受生活，难道我喝次酒就能忘掉占领？不可能！”对于我提出的话题，有个巴勒斯坦男孩很不悦。

这个疑问，也是经常折磨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心结。抵抗还是享受生活？这种纠结弥漫在巴勒斯坦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

巴勒斯坦人酷爱皇马和巴萨两支球队。有次我在拉姆安拉市中心看到，当两队的球赛结束后，人流迅速填满了市中心的街道，他们或挥动着队旗，或有节奏地摁动汽车喇叭庆祝。这时，突然出现几个打着横幅的年轻人，他们拦住一辆辆汽车，在车前使劲晃动标语，上写：别忘了占领！

还有一次，巴勒斯坦妇女协会组织美食节，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巴勒斯坦美食“马夫图尔”。当美食节在鼓乐声中拉开帷幕的时候，突然一群年轻人开始闹场，他们打着标语，喊着口号在美食节外抗议。口号是：别只顾享乐，别忘了在以色列监狱正在受苦的囚犯。

但是，在巴勒斯坦的重大纪念日，比如“土地日”“灾难日”这些纪念巴勒斯坦人苦难历史的日子，却很难吸引到大批人参加了。近些年反以色列游行活动中，参与的人越来越少，有时摄影和摄像记者们的人数反而会超过游行者。

对于政治的冷漠正在这里蔓延。2012年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“观察员国”，如果不是政府组织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参与，如何制造欢庆的气氛恐怕让巴勒斯坦当局头疼。

“我们对暴力很厌恶，持续近8年的第二次大起义刚结束，”不断有巴勒斯坦人告诉我。他们说，几年前，母亲们会告诉自己的儿子：“去扔石头，去反抗！”但现在母亲们已经不会这么做了。“我只会失去儿子，能得到什么？生活仍然这么苦，而官员们各个脑满肥肠。”

“再说，连生活都很困难，每天就是想着怎么养活自己和家人。”有巴勒斯坦人这样说。

但是，对于生活在巴勒斯坦另一块分割开的土地上的加沙人来说，这不能成为理由。他们说：哼，约旦河西岸的人本来就没有血性，贪图享受，忘记了反抗。

在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，社会环境更加保守，烟酒被禁卖，武装抵抗以色列的氛围仍然很浓。在大街上，你经常能看到一袭黑衣、端着冲锋枪的武装人员。

在加沙，参与反抗仍旧得到鼓励，一旦成为烈士就会给家族带来荣耀。他们会自豪地把死者的遗像挂在自己街区的入口，哪个家族或组织牺牲的人多，他们在加沙腰杆就硬。在加沙的马路中间，经常看到烈士的遗像，上面的脸庞有的年轻、有的年长，有的还是稚嫩的孩子。而对于那些为了斗争在以色列监狱蹲了很多年的人，则是加沙姑娘青睐的结婚对象。通过换俘协议出狱的那些人，经常会被姑娘们一抢而空。

这种“崇武”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以色列的封锁使他们经常物资短缺，而轰炸经常造成他们房屋受损，或者是失去家人，但至少在和我交谈时，他们却没有怨言。

当一个加沙人来到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，看到距离市中心五百米之外的一个山头上就是犹太人定居点，他用眼睛丈量了一下大致距离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一个火箭弹够了，或者步枪也能打到。哎，如果哈马斯在这里，这个定居点早就不存在了。”

他的话让一个拉姆安拉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，建议他有机会多到西岸走走，或者到贝塔·艾尼萨夜店去一下，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生活，改变一下在加沙打打杀杀的思维。

但是，这位加沙人没有机会了，在我离开巴勒斯坦后不久，听说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，贝塔·艾尼萨还是被政府勒令关闭了。

抵抗，还是享受生活？这个萦绕在巴勒斯坦年轻人心头的“哈姆雷特之问”是否还在继续？

原文载于：新华国际

原文作者：吕迎旭